2008-02-01
既是芝加哥學派，當然認為政府干預市場愈少愈好，所以戴瑞托、柏斯 納師徒主張的反壟斷法，棄掉繁文縟節，集中力量只對付三種有害的市場行為：（一）壟斷性收購合併，（二）聯手抬價，（三）殲滅性壓價。判斷某公司是否違反 自由市場原則，主要不是看其行為，而是看行為的後果。傳統觀點，認為市場份額集中到某一程度，壟斷勢力便必然存在；法經學者則認為，某公司與另一公司合併 後，佔市場份額也許很大，但就算只剩下一家對手，只要在合併之後，市場價格並不因而上升，則合併是無害的。相反，如果市場價格因合併而大升，則就算市場上 有還多間公司，合併也是反競爭的，不應容許。這種判別合併應否進行的方法，說來容易做起來難，五十年前根本無此技術，因為決定價格水平的因素很複雜，每一 個市場在每一時段中都可以不同，非有嚴格的市場模型和精密的數理統計實證，不能給出正確答案。同理，聯手抬價本身不是問題，非法與否，應取決於價格是否因 之上升、升幅是否超越了自由競爭之下的自然合理水平。這就是筆者昨日批評政府未做功課便高姿態「鎮壓」粉面製造業商會的兩個主要原因之一；其他原因，當然 是政府根本還未立法禁止反競爭行為。關於後者，有必要進一步說明。
在公平競爭問題上，特區政府的做法是不進行一般立法，而是選擇性地只在 某些明顯出了壟斷問題的行業當中，尋求解決。這種做法，賦予政府太多太大的任意權力；例如，它可以決定在電話行業引入競爭，卻在電台廣播行業中不開放市 場。每次不同做法，它都有不同理由；市民聽了有疑惑，因為不知道政府這種行為方式，中間夾雜了多少利益輸送或政治考慮。筆者在政府任職期間，曾著文建議政 府訂立類似法經學者主張的「小腳印」、卻適用於任何行業的反壟斷法，認為好處除了可以有效約束政府自身權力、取信於民之外，還有其他優點。在經濟轉型、市 場靈活多變的情況下，有些新市場出現了，發展了，政府官員不一定知道，知道了也未必有時間和資源去及時研究。結果可能是，這些市場發展出一些反競爭行為， 待到政府發覺，市場壟斷已經形成，要解決，必須採取諸如把某些問題公司強行分拆的極端做法；這些做法，就算可以實行，社會代價已經付出，無法彌補了。如果 有一般的、適用於任何行業的反壟斷法，則可對這些新興行業中的公司起事先阻嚇作用。這個道理，其實亦可用在一些政府至今無暇兼顧的現存行業上。對這個建 議，當年政府沒有反應，筆者認為除了自己人微言輕之外，還有深層原因。
香港政府奉行的自由經濟原則，不是意識形態主導，而是市場現實決定 的；大企業、特別是大家族企業之間的利益要平衡，唯一彼此都可以接受的，就是經濟競爭之下形成的市場平衡。企業要讓這種平衡點對已有利，手法有兩個，一是 靠改善經營，通過市場競爭取得優勢，二是用政治手腕，直接影響政府決策，令政府行為儘量符合自己的利益。前者逼使企業提高本身營運效率，令市場生氣蓬勃， 儘管源於企業私心，卻是自由競爭的一種保證。後者則令市場充斥各種或顯或隱的特權。能在各大財團中妥善分派特權，擺平各方長短期利益的，必須是一個強而有 力（「行政主導」）的政府。這種政府，追求事事之上有自己的斟酌決定權（discretion），同時刻意排除規則為本（rule-based）決策方 式。這種斟酌權，表現在反壟斷工作上，就有了上述「按行業考慮做法」，而不是一個適用於所有行業的反壟斷法；為此，它給出的動聽理由很多，諸如保持執行靈 活性、避免「一刀切」、減少不必要的訴訟、不過分束縛業界行為等等；真正原因，其實是為了保持主動性、凡事操之在我，如此便可又快又好又省事地做好擺平大 企業利益的首要任務。
特區政府非民主產生，這種能夠不靠法律便可擺平大企業、大財團之間利益的權力，自非人民賦予，試問它從何而來呢？它 必然是財團自身之間的共識產物，是舊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，如果用國內理論界的術語表達，就是「殖民時代的資產階級法權」。這種法權，不只表現在政府的 反壟斷方式上面，近日成為議論焦點的《電訊條例》，何嘗不也是這種法權的表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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