練乙錚：論競爭法建議中的豁免決定權

2008-05-09

【信報-香島論叢】過去兩天，本欄分別討論了《競爭法詳細建議——公眾諮詢文件》中的執法安排和行為守則；今天，筆者再和大家一起研究建議最後一章〈豁免及豁除〉中的若干問題，附帶討論補救辦法，包括各種懲罰。

有 法例便有例外，法例和例外的界定，同等重要；如果有關例外的部分含混不清或者過份寬廣，法例便會變成「冇牙老虎」，也會滋生其他不良的政治作用。首先，讓 我們看看誰有權要求、誰有權批准競爭法之下的豁免和豁除權。建議四十六說：「如擬訂協議一方有理由相信協議應獲豁免，可向委員會申請。」申請者是企業，沒 有問題；由誰批准，建議沒說清楚，筆者假定是委員會。再看建議四十七：「委員會可對整類協議發出整體豁免。」個別企業不會提出要求豁免「整類」協議，故應 該是由行業或委員會自己提出，這也沒有問題。這兩條建議的問題在於規定了由委員會批准豁免。委員會不應該有這個權。從法理邏輯看，訂立法例和指定例外，都 屬於立法工作，都應該由立法機構進行；委員會只是這套成文法的執行機構，故不應擁有這個權力。美國反壟斷法的豁免共二十九種，其中二十五種是以正常的立法 形式訂定，即由國會通過，總統批准；其餘四種是根據某次法庭判案時對反壟斷法的解釋而形式，但都很有問題。（如壘球活動不受反壟斷法規管，而其他球類或體 育活動卻不享此優待；又如工會可以和公司集體議定工資，是一種合作抬價，但反壟斷法給出豁免，十分無理；美國郵政局則因為有權和外國簽訂郵政服務協議，是 帶有國家主權性質的機構，故享有主權豁免優惠，但這種主權性質，和它壟斷大量的郵遞活動有何相干？〔注〕）此外，建議四十九說：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 認為有合理的公共政策理由，可豁除某活動受禁止反競爭行為的法例規管。」這一條也有同樣問題。豁免建議當然可以由行政長官提出，但應該和其他立法工作一 樣，交到立法會討論，通過之後成為法例，才由委員會執行。競爭法牽涉大量商業利益，按現時政府的立法建議，執法的委員會和審裁處，成員都由行政長官委任， 若建議四十九中的豁免權亦由行政長官擁有，不啻把行政長官處於一個嚴重的道德險境之中，從法理觀點看大有問題之外，政治上亦殊為不智。

因 為牽涉商業利益，訂定豁免的過程必須十分嚴謹。最重要的，是必須高度透明。行政會議是個黑箱，絕不適宜決定競爭法豁免；相比，立法會的程序透明得多。其 次，必須有適當廣泛的社會討論和聽證活動，尤其是須讓受豁免影響的人士或企業的觀點獲得充分考慮；現時政府的建議沒有提及這樣的一個過程，到時恐怕是閉門 造車。還有，就是豁免應該附有落日條款，若不經立法會重新批准，自動失效；這是國際上相當普遍的做法，好處是可以每隔幾年，檢查一下豁免的社會目的是否達 到，有沒有意想不到的不良後果等。

其次讓我們看看豁免的範圍。建議五十說：「『行為規則』不適用於政府或法定機構。」這無疑過分籠統、過 份寬鬆。誠然，有些法定機構的某些活動可以豁免，如醫管局以低於成本的價錢，替病人洗腎、做大手術等，儘管私立醫院無法與之競爭，但基於公眾利益，應該容 許。不過，政府或法定機構的某些行為，如果直接引起市場失去競爭，也應受到法例禁制。舉例說，西九發展方案早期的單一招標，無疑是把較小發展商撇除出局， 人為地減少競爭；又如一些政府或法定機構購買市場服務，往往有一張認可供應商名單，如名單太短，亦無形中引起不公平競爭。鑑於這些例子，政府應在〈行為規 則〉中列明，政府或法定機構不可以在其招標活動或購買市場提供的服務時，引致競爭受損，並應在豁免或豁除條款上適當地處理這個行為規定。

最 後，筆者談談《文件》建議的違規罰則。建議的罰款上限是一千萬元，剛夠買一棟小豪宅，或可對小企業產生阻嚇作用，以之打中老虎、大老虎，完全不足夠。美國 反壟斷法違例罰款，企業最高一億美元，個人最高一百萬美元。香港的企業規模，不少是世界級的，違法取得的利益可以十分巨大，故阻嚇力上限亦應相當高。建議 又規定，案件受害人可循另外的民事訴訟獲得相當於所受損失的賠償；這種等額賠償，並無額外阻嚇作用。美國的做法，是要求所有反壟斷法的違例者作三倍損失賠 償，這故然有點過分，但以三倍數作為賠償上限，實際倍數視情況而定，也許是比較好的做法。在適當範圍內，加重刑罰，可減低違法率和整套法例的執行成本。

注」 A Framework for Policymakers to Analyse Proposed and Existing Antitrust Immunities and Exemptions」, by D. Bush, G. Leonard and S. Ross;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, 2005.

練乙錚：競爭法行為規則的兩大漏洞

2008-05-08

【信報-香島論叢】政府前日公布了《競爭法詳細建議——公眾諮詢文件》，筆者昨日就建議中的司法安排作出分析和批評。今天談的，是競爭法本體部分，此部分包括三點，即建議禁制的行為，豁免範圍，以及懲罰和補救規定；篇幅所限，只能談第一點，餘的另文討論。

一 般來說，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法，對可能不良行為的禁制，有兩種態度，其一是認定某種行為本身違法，司法者不必過問其經濟效果，即可格殺勿論（per se illegality）；其二是行為本身雖屬可疑，但不一定反競爭，要研究其消極效果，「視乎情況」，才能決定禁制與否（rule of reason）。《文件》採用的原則，是除了對四類特別惡劣的反競爭行為或可「格殺勿論」之外，對其他可能損害競爭的行為，採取寬鬆態度，即在作出指控或 入罪之前，需有證據顯示該行為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或效果。這種立法態度，是正確的，既符合反壟斷經濟學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，亦和歐美各國近年立法趨 向一致。不過，《文件》對立法規管企業合併採取了模稜兩可的態度，對殺傷性壓價等「市場排斥」行為（market exclusion）隻字不提，卻不能令人滿意。

《文件》指出，香港的大規模企業併購活動並不常見，就算併購發生，亦不一定對市場產生不 良影響，這是對的。的確，經濟研究顯示，不少大企業之間併購之後，競爭力提高，能對強大對手進行更有效競爭；另外一些研究則顯示，有些合併行為的確減少競 爭，卻不一定削弱市場整體效率，故不違反競爭法立法原意，不應輕率入罪。但這只不過說明，單純以合併者的規模和市場份額集中程度來衡量一項合併應否容許， 是不科學的；正確的做法，是採用「視乎情況」的態度來立法規範合併。美國在這方面的做法，或可參考。一九六八年，美國司法部反壟斷組發出了第一份《併購指 引》，企業據之決定進行某項併購，政府研究該項併購，最後決定批准與否。其後三十年裏，《指引》四次易稿，最後的版本一九九七年推出，沿用至今，總的方向 是愈來愈強調，應以合併對市場的整體經濟效益作為批准與否的基礎。美國的做法，先後有歐盟、澳洲、加拿大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國仿效，香港亦宜參考。至於香港 大規模企業合併的事例不多，不應是不立法規管的理由。合併的可能動機之一，是削弱競爭，以便抬價或取得市場控制；過去香港少大規模合併，原因之一，可能正 正是沒有反壟斷法，企業之間可以用各種手段達成抬價，完全不必合併；但以後有了競爭法，合作抬價成為非法，合併的誘因會增加，如果不作適當規範，一些無良 企業又可鑽空子，以合併作為抬價手段，則政府到時悔之已晚。故筆者認為，規管企業合併的立法不可少。

政府列出四種特別惡劣的反競爭行為， 分別是合作抬價、串通投標、限制產量和市場分配；這些行為，與反競爭的合併，都是企業之間的橫向協議行為，牽涉多家企業；但是，也有一類可能產生反競爭效 果的橫向行為，都是由一家企業獨立作出，目的是把對手從市場排擠出去（或阻其進場），最終讓自己成為（或保持）壟斷；這類行為稱為「市場排斥」，其中比較 危險的，便是殺傷性壓價（predatory pricing）。經濟理論對市場排斥行為的反競爭性，沒有清楚一致結論，故一些學者認為不應就這類行為立法規管，因此不少人誤以為，素來反對干預市場最 力的芝加哥學派，一定也反對這方面的立法，但事實上並不如此。芝大法經學（法律的經濟分析學）大師柏斯納（Richard Posner）清楚指出，芝大學派對市場排斥行為能否引致反競爭後果，抱懷疑態度，但他同時指出，懷疑不表示反對立法；事實上，柏斯納本人就認為，美國反 壟斷法包括了對殺傷性壓價的禁制，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法律界的定見，是一件好事，而且這部分立法，對所謂「新經濟」（即以知識產權為基礎的經濟）而言，尤其 重要。柏斯納舉一個電腦軟件例子：比對手優勝的軟件Ｘ開發並取得專利之後，以極低價出售，成功雄霸市場，對手Ｙ退出競爭，其他軟件商根據Ｘ製作出很多應用 軟件，Ｘ成為業界標準，Ｙ重返市場無望，Ｘ在無對手之下抬價獲暴利。（註）新經濟在香港近年有所成長，不少軟件公司在香港搞應用研發，政府立法防止或懲罰 殺傷性壓價，有其需要，不應在建議中隻字不提。當然，執行有關殺傷性壓價的法律條文，技術上的困難相對比較大，因為司法人員不容易判別壓價是否正當的「割 喉」競爭行為；對手被迫離場的原因，既有可能是其產品或服務質量不如人，無可厚非，也有可能真是對方財雄勢大，非法施展殺傷性壓價。但這些技術難題，可以 借鑒外國經驗，只要有合格的專家負責處理，法庭絕非束手無策。

自由經濟並非完美，此點無可否認；政府干預，則往往有副作用，故要小心衡量 得失，自不待言。競爭法出現百多年來，累積了豐富正反經驗；香港實施得遲，好處是可少交「學費」。香港更有廉潔、高效的法律體系，如果適當立法，並能在司 法方面保證獨立性，任人唯賢，審案過程有適度制衡，則競爭法肯定是「好東西」。

註：《Antitrust Law》，芝加哥大學出版社，二○○一年第二版，頁251-256。柏斯納的例子十分簡約，筆者介紹時稍作增補。

練乙錚：競爭法建議中的司法組織有問題

2008-05-07

【信報-香島論叢】經過十多年的討論、拖延、拉鋸，競爭法終於成形；商經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昨天公佈了《競爭法詳細建議——公眾諮詢文件》。這個文件是基於 零六年首輪諮詢所收集的意見、政府作了修訂之後的二次諮詢文件，如無重大修訂，修例草案可望於下一立法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。

對競爭行為進 行規範性立法的倡議，早在一九九三年回歸前的彭定康時代便已經提出，後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奉行個別行業反壟斷政策，反對訂立適用於所有行業的公平競爭法； 今天，政府終於在這個立法方向上完成大轉向，肯定是一種進步。筆者十多年來多次在政府內外鼓吹訂立跨行業立法，著眼點在於減少官員就行業作出選擇性執法、 減少在決定法律實施對象時的任意性，今年二月一日還在本欄一再闡釋這個觀點，故對政府現在採取新的方向，百分之百歡迎。有些人會覺得奇怪，跨行業立法，不 是讓政府有更多機會介入市場，進一步違反不干預政策了嗎？答案是不一定如此；如果一個跨行業公平競爭法是所謂「小腳印」（small footprint）的，只對少數幾種特別惡劣的反競爭行為進行禁制，則讓政府跨行業執行法律，是可以有經濟效率收益的，再減少官員任意對不同行業選擇性 執法，自是好上加好。而事實上，政府這次公佈的規管建議，腳印的確很小，其最終立法範圍不會太大，反而在某些方面可能是過小。有關這點，容後交代。

《文 件》首先描述了有關的司法架構，這點很重要。這個架構分三重，第一重是「競爭事務委員會」，是獨立機構，處於執行競爭法的第一線。第二重是「競爭事務審裁 處」，主要角色是制衡，其職責是覆核委員會的決定，是一個初級上訴機關；其另一功能則是就私人申訴進行聆訊。（《文件》定義了非常廣泛的申訴權 （standing），此亦十分重要。）第三重是法庭，上訴庭有責任審理不服審裁處決定而進行的再上訴，而各級法庭亦有責任審理反競爭案件勝訴受害人提出 的民事賠償訴訟。這個三重安排，構思得相當好，但當中也有大問題。

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核心成員至少七人，由行政長官全權委任，沒有一個適當 的、公開的認可過程；這個安排賦予行政長官過大權力，可能滋生各種嚴重問題。同樣，審裁處的成員當中，「非司法成員」亦由行政長官全權委任，是雙重不妥。 審裁處有制衡委員會的角色，遇上一個偏私的行政長官，兩套人選都由他委任，制衡功能便大打折扣。筆者建議馬局長在此事上參考《基本法》第八十八條和第九十 條二段中的特區法官委任程序；具體改善辦法可以是，委員會的人選由行政長官提名，由立法會成立特別委員會審核、認可，才能委任；審裁處則相反，由立法會提 名，經行政長官同意，然後委任。這裡的原則是，牽涉法律和大量商業利益的人事權，本身亦需要適當制衡。

此外，按《文件》所示，在委員會 裡，從主席到其他核心成員，全部是兼職！這些成員的首要職責，是就有關違反競爭的訴訟進行調查、作出裁決和定出補救方法（relief）。如此嚴肅而專業 的工作，分心去做，不可能做得好。委員會的日常行政事務，由全職行政總監負責，這是對的，但委員會成員審理案件，工作繁重不亞於日常行政，重要性則在其 上，怎可能由兼職人士擔任呢？香港有兼職立法會、兼職內閣，現在還有處於第一線的兼職司法人員，這是很荒謬的事。至於處二線的審裁處，在第一線的委會員由 全職人士把好關的前提之下，由兼職人員出任，則或者還可以說得過去，但特區政府有必要在這種重要的司法工作上省幾個錢嗎？

委員會的審查工 作小組，由一名委員任主席，但成員是誰，有多少個，須具備什麼專業知識，《文件》沒有說。（審裁處的審裁小組，卻有規定由法官或前法官出任，組員必須至少 兩名，其中有一位須是經濟專家。）具司法性質的機構，其人才資源的種類和數量都必須充分具備，才可有效運作。筆者在九十年代初反對公平競爭法匆匆立法，原 因就是因為當年熟悉反壟斷法的法律及經濟專才嚴重缺乏，現在過了十多年，香港有了一些具備個別行業反壟斷經驗的法律人才，高校當中研究反壟斷經濟學的人也 多了，但是否足夠，政府還須搞清楚，看看有沒有加速培訓的必要，以配合立法時間表。執行反壟斷法的專門法律和經濟人員比例很重要，舉美國為例，司法部反壟 斷組中的法律和經濟專家比例，八一年時為九十一比九，二千年時為八十三比十七，經濟專家比重增加了，反映出案件中的經濟分析工作難度相對提高。這些數字有 參考作用。

今天筆者只是談了《文件》中有關司法組織的問題，篇幅所限，建議中的競爭法本體部分，另文詳談。

練乙錚：緣何反抬價而無法？

2008-02-01

【信報-香島論叢】公平競爭法，又稱反壟斷法，在西方起碼有百多年歷史，但這種規範經濟行為的法律，真正獲得堅實的理論基礎，卻只是五十年前的事。○四年 九月去世的芝加哥學派泰斗戴瑞托（Aaron Director），便是現代反壟斷法理論的開山祖。此公是美國學術界的傳奇人物之一，出生於烏克蘭，早年隨父移民美國，年輕時是極左激進派，進了芝大研 究院之後，才放棄社會主義思想，埋首鑽研價格理論並應用在法律學上面，創立了所謂的「法經學」，即以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的效率性的學問，數十年來桃李滿 門，當今法經學大師柏斯納（R. Posner），便是他的高足之一。

既是芝加哥學派，當然認為政府干預市場愈少愈好，所以戴瑞托、柏斯 納師徒主張的反壟斷法，棄掉繁文縟節，集中力量只對付三種有害的市場行為：（一）壟斷性收購合併，（二）聯手抬價，（三）殲滅性壓價。判斷某公司是否違反 自由市場原則，主要不是看其行為，而是看行為的後果。傳統觀點，認為市場份額集中到某一程度，壟斷勢力便必然存在；法經學者則認為，某公司與另一公司合併 後，佔市場份額也許很大，但就算只剩下一家對手，只要在合併之後，市場價格並不因而上升，則合併是無害的。相反，如果市場價格因合併而大升，則就算市場上 有還多間公司，合併也是反競爭的，不應容許。這種判別合併應否進行的方法，說來容易做起來難，五十年前根本無此技術，因為決定價格水平的因素很複雜，每一 個市場在每一時段中都可以不同，非有嚴格的市場模型和精密的數理統計實證，不能給出正確答案。同理，聯手抬價本身不是問題，非法與否，應取決於價格是否因 之上升、升幅是否超越了自由競爭之下的自然合理水平。這就是筆者昨日批評政府未做功課便高姿態「鎮壓」粉面製造業商會的兩個主要原因之一；其他原因，當然 是政府根本還未立法禁止反競爭行為。關於後者，有必要進一步說明。

在公平競爭問題上，特區政府的做法是不進行一般立法，而是選擇性地只在 某些明顯出了壟斷問題的行業當中，尋求解決。這種做法，賦予政府太多太大的任意權力；例如，它可以決定在電話行業引入競爭，卻在電台廣播行業中不開放市 場。每次不同做法，它都有不同理由；市民聽了有疑惑，因為不知道政府這種行為方式，中間夾雜了多少利益輸送或政治考慮。筆者在政府任職期間，曾著文建議政 府訂立類似法經學者主張的「小腳印」、卻適用於任何行業的反壟斷法，認為好處除了可以有效約束政府自身權力、取信於民之外，還有其他優點。在經濟轉型、市 場靈活多變的情況下，有些新市場出現了，發展了，政府官員不一定知道，知道了也未必有時間和資源去及時研究。結果可能是，這些市場發展出一些反競爭行為， 待到政府發覺，市場壟斷已經形成，要解決，必須採取諸如把某些問題公司強行分拆的極端做法；這些做法，就算可以實行，社會代價已經付出，無法彌補了。如果 有一般的、適用於任何行業的反壟斷法，則可對這些新興行業中的公司起事先阻嚇作用。這個道理，其實亦可用在一些政府至今無暇兼顧的現存行業上。對這個建 議，當年政府沒有反應，筆者認為除了自己人微言輕之外，還有深層原因。

香港政府奉行的自由經濟原則，不是意識形態主導，而是市場現實決定 的；大企業、特別是大家族企業之間的利益要平衡，唯一彼此都可以接受的，就是經濟競爭之下形成的市場平衡。企業要讓這種平衡點對已有利，手法有兩個，一是 靠改善經營，通過市場競爭取得優勢，二是用政治手腕，直接影響政府決策，令政府行為儘量符合自己的利益。前者逼使企業提高本身營運效率，令市場生氣蓬勃， 儘管源於企業私心，卻是自由競爭的一種保證。後者則令市場充斥各種或顯或隱的特權。能在各大財團中妥善分派特權，擺平各方長短期利益的，必須是一個強而有 力（「行政主導」）的政府。這種政府，追求事事之上有自己的斟酌決定權（discretion），同時刻意排除規則為本（rule-based）決策方 式。這種斟酌權，表現在反壟斷工作上，就有了上述「按行業考慮做法」，而不是一個適用於所有行業的反壟斷法；為此，它給出的動聽理由很多，諸如保持執行靈 活性、避免「一刀切」、減少不必要的訴訟、不過分束縛業界行為等等；真正原因，其實是為了保持主動性、凡事操之在我，如此便可又快又好又省事地做好擺平大 企業利益的首要任務。

特區政府非民主產生，這種能夠不靠法律便可擺平大企業、大財團之間利益的權力，自非人民賦予，試問它從何而來呢？它 必然是財團自身之間的共識產物，是舊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，如果用國內理論界的術語表達，就是「殖民時代的資產階級法權」。這種法權，不只表現在政府的 反壟斷方式上面，近日成為議論焦點的《電訊條例》，何嘗不也是這種法權的表現？

練乙錚：為粉面製造業商會說句公道話

2008-1-31
【信報-香島論叢】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日前刊登廣告，「強烈建議」該行同業生產的各類干、濕麵粉製品之批發價及零售價，分別提高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不 等；馬時亨局長翌日即發新聞公佈說，「我覺得他們（指商會）可能涉嫌構成反競爭行為。因此，就著這件事，我今日下午已經去信該商會，提醒他們其行為是違反 自由市場運作的……這樣聯手做是不恰當的。」據報導，馬局長還派了級別較低的官員到商會「討論」，卒令後者同意撤回加價建議，並向馬局長道歉。事件又引起 各界對「公平競爭法」的一番關注，不少人認為，沒有有關立法，政府不過是紙老虎，所以立法必須盡快進行。筆者不反對某種有效立法，但是認為，在對付商會的 行為上，政府或是被民粹壓力影響，或是對自由市場運作原則缺乏深入瞭解，或是為了博得市民掌聲，採取了不必要、甚或錯誤的做法。

同業聯手 加價獲取暴利，在一些有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的地方，當然是非法行為，應予制裁。在美國，執行反壟斷法中的不同條文，有兩種規定態度：其一是「視乎情 況」（rule of reason），其二是「格殺勿論」（per se illegality）；對付聯手抬價的態度是後者，十分嚴酷。二○○五年，美國司法部成功起訴韓國三星電子聯合其他幾間大公司抬價，罰款三億美元，就是 一例。歐洲的反壟斷法稍為寬鬆，在零六年哄動一時的香水抬價事件中，L'Oreal 也罰了四百一十萬歐羅，Chanel的 Sephora 罰了九百四十萬，和黃集團歐洲屈臣氏旗下的 Marionnaud，則罰了一千二百八十萬。主流經濟學認為，美國反壟斷法對聯手抬價的「格殺勿論」執法態度固然錯誤，條文本身亦甚多餘，因為抬價協議 本身不穩定，協議成員只要有一個背著大家把價格定得低於協議價，便可佔得大部分市場，成為贏家；但其他成員一旦發覺有人不守協議、進行削價，便不得不跟著 削價，以免生意流失，協議於是失效，自動消失；故政府立法執法，花費龐大卻得益不多，再加上訴訟引起的社會資源費耗，更加得不償失。當然，這個觀點並不完 全排除有關聯合抬價的禁制立法，尤其是面對由少數大公司主導、抬價協議比較容易達成的市場，某種形式的立法還是有正面意義的。在未有這類立法的地方，政府 在某些嚴格的條件之下，亦有理由用其他合法合理的行政手段，予以遏止。不過，這次粉面製造業商會的行為，與謀取暴利還掛不上?埂＿@裡要注意的是，在沒有 有關立法之時，提議聯手抬價本身不是問題，動機和效果才是關鍵。如果政府不能證明商會之舉旨在謀取暴利，而且的確很有可能通過刊登上述廣告取得暴利，則馬 局長的做法，是未立其法已然採取「格殺勿論」的態度，既對業界不公，亦對法治不利。

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有四十多個公司會員，只佔本地整 個粉面製造行業的三分之一，要在會員之間成功維持一個在充分競爭市場水平以上的協議價，本身已幾乎不可能，商會又如何可以令非會員按這種協議價辦事呢？退 一步看，就算所有本地製造商都一起無理加價，其他大量入口商（大陸、泰、台、韓、日），都會跟著脫離市場實況、按商會的提議做嗎？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，答 案是否定的。其實，商會要動用出廣告的方式呼籲同業加價，恰恰證明，在原料價、人工、能源和地租都飆升之際，業者對冒著失去顧客的風險而提高價格，尚有很 大疑慮。如此，加價提議根本難以落實，馬局長完全不必去管。其次，目前食品價格飛漲，的確有其原因，粉面製造商加價二至三成，是否合理，尚無堅實的表面證 據，政府不應急於行事。再者，香港既然未有禁止聯合抬價或其他反競爭行為的法例，馬局長怎麼可以用「涉嫌違反」這種字眼去指控商會呢？又如果商會僅僅是因 為違反了「自由市場運作」而受高壓指摘，則更加不公平了；違反自由市場運作者，比比皆是，政府自己就常常以各種理由違反自由市場運作，馬局長又如何看待 呢？

筆者認為，在目前還沒有公平競爭法的情況下，如果政府能夠事先證明（一）商會提議的加價幅度，確實大大超出各種成本的加權平均漲幅； （二）商會的提議，很可能令多數會員或非會員製造商及各地進口品牌成功加價兩、三成（這是指事實上的可能性，不是理論上的，剛才說過，理論上絕無可能）， 則以某種方式挑戰商會的行為，是合理的，例如邀請商會公開說明加幅根據，並予以有力反駁等。但政府未做功課，便匆匆高調行事，又是發聲明，又是發局長信， 又是派人到商會施壓（後者和「港大民調事件」差不多），不正正是違反經濟自由的做法麼？看來，不是商會應該向局長道歉，而是局長應該向商會道歉才對了。